"The vibrations on the air are the breath of God speaking to man’s soul. Music is the language of God. We musicians are as close to God as man can be. We hear his voice, we read his lips, we give birth to the children of God, who sing his praise. That’s what musicians are."
( Beethoven)
由女性導演Agnieszka Holland 執導的「Copying Beethoven」是我看過的描寫貝多芬的電影中拍得最好的一部。
在十幾年前的「阿瑪迪斯」的光環下，之後拍出的音樂家傳記乏善可陳，不是流於濫情，失去音樂家洞悉人類心靈的本質，就是把音樂家拍成整天吟誦尋歡、不事生產的無用之輩，尤其甚者，幾部貝多芬的傳記都著眼於貝多芬的壞脾氣，把他拍成整天只會發脾氣罵人的暴君。 Copying Beethoven 並非史實，而是野史加上劇作家Stephen J. Rivele 和 Christopher Wilkinson 的想像力，描繪出貝多芬在他苦難生命的最後兩年與音樂院作曲系女學生 Anna 的相遇相知。 在貝多芬的手記中確實有 Anna Holtz 這個人，但是她到底是誰並不可考。 歷史上她似乎在貝多芬的晚年生活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她是不是音樂院的學生卻無法查證。 唯一確定的是，她不是貝多芬的情人，而是誠摯的忘年之交。
故事始於作曲系的學生 Anna Holtz (Diane Kruger 飾演) 經由教授介紹，為當時正在譜寫第九號交響曲的貝多芬抄譜。 貝多芬因耳疾與身體的病痛，脾氣古怪易怒；由於聽不見外在的聲音，他完全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生活上就顯得無視於他人的存在與格格不入。 外表上，他暴躁的脾氣反映的是他身體的病痛；經由科學家檢驗證實(參照「貝多芬的頭髮」"Beethoven’s Hair"一書)[註1]，貝多芬晚年即使在病痛折磨之下，仍堅持不服用醫生開的止痛藥劑。 當時的止痛藥大概是嗎啡那一類的藥物，為了保持心靈敏銳的覺知能力，他寧可忍受肉體的痛苦。 內心裡，他對人類的愛與對自由平等的人權的追求，則反映在他的音樂中。 並非特意忽略貝多芬的暴躁性格，大家都知道他有時候像流氓一樣不可理喻，但是我相信外在的東西是掩飾、是假的，唯有內在的東西才是永恆的、真實的。
Anna第一次見到貝多芬 (Ed Harris飾演，他另一個成功的代表作是飾演藝術家Jackson Pollock)，就被他不修邊幅，大聲大氣的模樣給嚇到(重聽的人說話都是幾近吼叫的)。 在十九世紀初，女性的社會地位仍在壓抑不平等的階段，一般大眾對女性藝術家仍是嗤之以鼻，遑論貝多芬這樣享有聲譽的音樂家。 即使三十年後，克拉拉和舒曼的年代，社會價值觀對克拉拉的創作能力仍是百般壓抑的。 然而 Anna 對貝多芬的崇敬，使她勇敢的面對她的工作，幫大作曲家貝多芬抄譜，「和一頭野獸共事」。 劇中的Anna 是維也納音樂院最傑出的作曲學生，所以她以她獨特的音樂性與天分讀貝多芬的譜，詮釋貝多芬混亂的手稿。 在一次與貝多芬的對話中，Anna對和聲變化與情緒轉折的論調使頑固驕傲的貝多芬驚異，他開始以欣賞同儕的眼光看待 Anna，他漸漸瞭解，Anna 是他失聰之後，唯一以心靈和音樂瞭解他的人。
在第九號交響曲首演當日，貝多芬因姪兒卡爾而情緒不穩，無法指揮樂團，他需要Anna 的幫助。 於是Anna 讀著她在抄寫時候就已經讀熟了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總譜，站在樂團當中，以手勢提醒貝多芬、讓他跟著她的指揮而安定下來。 這一段極具戲劇效果，但是它是虛構的。 史實中的第九號首演並不是由貝多芬親自指揮。 貝多芬聽不見，他根本無法使整個大樂團的節拍、聲部融合在一起，更不用提如何帶領樂團做音色和情緒的變化，別忘了第四樂章還有獨唱與大合唱加入。 撇開歷史事實不談，這一段的戲劇效果是感人的。 似曾相識，我回想起大學時代的一段往事…
…我的大學畢業製作演了一齣歌劇。歌劇的製作比一般音樂會龐雜，曲子寫完之後，一連串的鋼琴綵排、樂團綵排、劇場綵排等等。 因為某個原因，幫我指揮全劇的指揮家臨時無法出席演出前唯一的一次劇場整排，我只好忍痛換人，自己硬著頭皮上場指揮。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揮經驗。 即使是指揮自己的曲子，我當時還是緊張得臉色慘白，一付就要壯烈犧牲的模樣。 在那救急存亡的當下，主修小提琴且學指揮的學弟鄧皓敦答應讀著我的譜，蹲在指揮台旁邊，陪我一起在樂池裡指揮 (幸好舞蹈廳有個凹陷的樂池，觀眾看不到鄧皓敦蹲著的不優雅模樣，否則我真的太對不起他了)。 在我因經驗不足而忽略某些提示的手勢的時候，他幫忙提醒我也提醒樂手和舞台上的演員。 演完這齣歌劇，感謝所有演員、樂團、劇場工作人員…其實最大的「幕後」功臣是鄧皓敦。 他隱藏在指揮台旁邊，給我和樂團極大的安全感，這齣戲才能安全圓滿的演出…
貝多芬住在維也納的傳統公寓裡，每天敲著琴鍵或在作曲的時候大聲吟唱，左右上下的鄰居被他吵得雞飛狗跳。 但是他們知道住在這裡的是貝多芬 — 當今有名氣的作曲家。 即便大多數的鄰居沒進過音樂廳聽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底在寫些什麼、彈些什麼旋律，他們知道這個人是貝多芬。 這個部分看來，貝多芬是個莫名其妙的惡鄰居，只管自己作曲練琴，不管時間多早多晚，也不管鄰居是否抓狂，反正他聽不到… 自己的彈奏吟唱或鄰居的抱怨敲打天花板，他全都聽不到。
有一天，貝多芬一大早就去森林散步，Anna 來到貝多芬寓所抄譜，在玄關大廳碰到貝多芬隔壁的鄰居老太太。 老太太告訴Anna，貝多芬清晨就出門散步了，不到午餐時間是不會回來的，這也是整棟公寓唯一的清靜時刻，所以她下樓來享受溫暖的陽光和一時的靜謐。 Anna 微笑問老太太為什麼不乾脆搬家，老太太說: 搬家? 我為什麼要搬家? 那可是貝多芬哪！ 我從未進過音樂廳，我不知道在音樂界他到底有多偉大，但是我知道貝多芬住在我隔壁啊。 他的作品在大眾面前首演之前，我已經早你們一步聽過不下百千遍了，我還聽到你們沒聽過的段落呢！ 接著老太太唱著第七號交響曲的片段，陶醉的說，這是上帝的樂音啊!
做為一個音樂家，發出聲響打擾到鄰居真的是無法避免的。 如果貝多芬知道他得此知音鄰居，應該也會欣慰吧！
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演出並不成功。 他一直是個開創者，晚期的弦樂四重奏他嘗試實驗了大量的變化半音、不協和音程、嶄新的音樂結構和形式、甚至重現龐大的賦格。 這已經遠遠的超越當時聽眾、演奏家和樂評的理解程度了。 甚至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也會為貝多芬的大膽瘋狂捏了一把冷汗。
音樂上，貝多芬是個開創者；為爭取平民百姓人權，他也是個革命者。在他之前的音樂家，必須仰賴貴族的贊助而生活，因此不免得對王公貴族卑躬屈膝，應他們的要求而作曲。 貝多芬在年輕的時候就無法忍受王公貴族的驕橫愚蠢，他不為貴族的喜好而作曲，而為「偉大而廣大的平民老百姓」作曲。 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下，他得為了他的與眾不同的理想而奮戰不懈。 即使… 受耳疾及病痛之苦，他奮戰到生命的最後一秒鐘。
我想我只愛他，當我看到，一個受苦的靈魂如何安慰著這個世界，以他內心不為人知的愛。
我想，我只愛他。
[註1: 原文 Beethoven's Hair by Russell Martin；中文翻譯版「貝多芬的頭髮」，徐昭宇、吳家恆翻譯，時報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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